湘水萝衣【忙碌暂弧】

文/秋歌不寒

        迟到了很久的影评。写起来真的很沉重。

      《二十二》真正看完后，与我预感——更确切地说是处出于个人所处境地和情绪的预判，的确是非常不一样。

       我曾以为我会看见仇恨，会被夹杂着泥尘与鲜血的黑暗撕裂而痛不能言。然而整部纪录片却是在大片留白中无声地展开，贯穿全片只有单纯的叙述，没有刻意的情绪渲染。直到片末才响起音乐，将镜头拉回开头的葬礼场景。送葬的队伍携着花缓缓登山，诉说着子女对长辈的尊敬与思念。

       而全片中制片人询问的老人们亦未表现出难以控制的愤怒与仇恨，也未曾陷于过往沉痛而难以自拔。相反，虽然当提及往事时许多老人再次流泪并明言不愿再提起，她们日常的生活却与其他老人没有过多差别。她们有自己的居所，与儿女共同生活或是居住在福利院，有些老人生活困窘，但她们在这一段历史之外，还能够以普通老人的方式去生活，去度过她们所剩余不多的年月。

       这也许会令有如我一般预判的人产生一种半是欣慰半是惭愧的情绪。不知多少人曾以自己的臆想去假设她们生活中时时刻刻难以摆脱的痛苦，并对这些老人怀以预设而片面的同情。我想这或许是和中学阶段带有价值灌输性的历史教育有关——对于涉世尚浅的学生而言，更需要做到的是对这段历史的不忘却，是去记住这些鲜血和屈辱，意识到和平的可贵和国力强大的需要。至少是在初中阶段上历史课时，老师讲起抗日战争中非战死的受害者——不论是死于大屠杀、细菌战，还是如《二十二》中的慰安妇，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引领我们向两个情绪的极端——站在后人的角度上，对于当时侵略者的愤怒，和站在拥有和平安宁生活的现代人角度上，对于历史中受害者的同情。

       我不能否认这有利于中学阶段的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但种有俯瞰性质的同情绝对不能说是对于受害者的正确态度。如果把这些前慰安妇看作我们自己的奶奶，又有多少人还能够以一种无关者的语气，通过揭老人们的伤口去赋予她们某种高高在上的怜悯？

       而简单地把她们看作普通人，却也明显太过武断而缺乏人文关怀。我时常感到，历史的黑暗与残酷在某些特定时期由某个特定群体被动背负——而当这个时期终究成为史书一页，这些被历史伤害的人，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抑或是我们每个人——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是一样的，又在什么层面上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整部纪录片中几乎每一位阿婆的故事都能让我有所感怀。李爱连阿婆相对而言生活得更开朗、也更愿意与人交谈。她喂养全村的野猫，在喂食时和猫儿们说话，与儿媳妇讨论某一只猫怀孕的情况，善良安宁的样子和任何一位慈祥的长辈无甚区别。而毛银梅阿婆本身是韩国人，而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后半生也依旧居住在中国，未曾回到故土，她自己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跟随毛主席的姓，也化用了《沁园春·雪》和《卜算子·咏梅》中的诗意，可以看作是对于中国这一寄居地的文化认同——而她感叹自己老而无用时，被女儿所提醒，唱起了家乡的情歌——那一曲《阿里郎》可能漫过浩渺山水，飞回另一边回不去的家乡？林爱兰阿婆居住在社区福利院，仍然记得她年轻时为中国军队偷出日军弹药的英雄举动，将她那时获得的勋章一直珍藏着，却又不放心地不断更换位置直到自己记不得放在哪里，面对志愿者半开玩笑的埋怨才不好意思地道了歉。

       以上这些让我意识到，至少是她们中的一部分如今正在过的虽然是普通老人的生活，也因为年轻一辈的关怀拥有着普通老人的喜怒哀乐，这一部分老人的精神领域和如今的生活状态之间依然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沟堑——是战争强行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并强加给了她们前慰安妇这个或许受到鄙视或同情的身份，她们本身却并不愿意活在这样的目光中。她们仍然需要被认可、需要明白自己的价值，需要有一样东西值得长久地被珍藏、被夸耀，正如毛银梅阿婆的歌声、林爱兰阿婆的勋章。

       可往往这些不是我们能够给予的——“战争中的受害者究竟需要怎样的关怀”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而它的语境又被放置在了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六七十年。六七十年的光阴实在太长，长到一个个体足以在旧时触目惊心的伤口上结起厚厚的疤。几乎没有人能够让持续性的仇恨在眼中燃烧如此长的时间——或者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那些在伤口结痂之前便离开了的人，我们没有听到她们的声音？

       有一件事曾经引起我的思考——在中国做志愿者的日本姑娘米田麻衣告诉摄制组成员，她拿一张老去的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前慰安妇看时，本以为老人会痛苦、仇恨，然而老人却笑道“日本人也老了，没有胡子了”，这让米田麻衣感到很意外。她说：“她们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而这样近乎可称作释怀的回答，是否会是经过七十余年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后一种必然的仇恨消散、宽以待人？

       我想这的确是我们需要去深刻思考的——抗日战争慰安妇这个特定受害者群体，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作了历史黑暗残酷性的承担者，却未能得到及时的疏导与救助，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韦绍兰阿婆和她有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老人的经历足以证明当时人对于她们的误解和伤害。于是她们的创伤只能交给时间去缓慢愈合，她们想要像平常老人一样好好生活就不能时时舔舐伤口。我想这也正是她们大部分人不愿意被外界过多关注的原因——对于她们而言，走出过往的苦难、像平常人一样好好生活，本身已经做到了对自我的疗伤。没有人有资格去要求她们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遭遇，或是对她们的人格与生活妄加揣测。实际上，对着镜头与摄制组人员谈起过往经历——不论是较为完整的经历还是只是零星的片段，这些对于她们而言已经需要足够的疼痛与勇气。

       因此我个人认为，影评中许多表现出“这部片子什么都没问出来，一到关键地方就是‘不说了，不说了’”的观点实在是自私而狭隘。一部以抗日战争慰安妇幸存者为题材的纪录片，绝不应该成为把幸存老人的苦难生生揭开而公之于众的二次伤害，绝不应该造成除了让老人周围的人都知道老人曾经是慰安妇、却对她们本身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的结果，绝不应该以催泪和引起仇恨为目的成为公众情绪宣泄的出口。我们感谢如林爱兰阿婆一般将她的遭遇告诉公众、让公众接触历史最真实的残酷的老人，却更应该尊重那些历经苦难而如今依旧好好地活在世间的老人，如同尊重每一位自己家庭的长辈。

       当我们回到如何对战争受害者提供人性关怀的主题时，广岛核爆炸遇难者纪念馆曾引起我的深思。展厅中有一个专门的展区，列举了二战结束后来自广岛核爆炸幸存者们自己、日本国内以及世界各国的援助，或是生理上的药物与治疗，或是心理上的聆听与疏导，都尽力帮助着这些核爆炸受害者尽快走出阴影，恢复正常的生活。真正有效的人性关怀，应是在灾难后立即展开。历史的局限性注定我们无法再为抗日战争中的慰安妇做这些事，她们如今也并不需要过多的打扰。可战火一日不熄，受害者对这样关怀的需要就不会消亡，对这个主题的探索，也绝不应该停止。

       平心而言，整部纪录片给我的感觉的确是有些冗长而零散，未能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也缺少了对于历史真相最大程度上的还原。可是作为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它在人文关怀这一层面上，更大的意义是让公众去了解我国现在仍然幸存的慰安妇的生活状况，去思考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究竟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烙印，更重要的是，不把一切冲淡苦难的责任全部交给漫长的时间。

       我一直觉得，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很多时候由于史料的缺失或者叙述角度的偏差并不能完全还原。我们所做的只是尽力去接近历史的真相，努力不去辜负历史。而我们除了这样考证式的研究，所能做的还有另一种方式——通过包括文学创作、影像创作在内的多种创作方式，以可观性更强的形式去向公众展示某一段历史，并引发更多人的思考和关注。以平等、尊重而关怀的角度去叙述，去写出来，一定比让这段历史默然沉寂好得多。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白俄罗斯作家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妈妈，我还是想你》，就像作家张纯如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考证与记载，她们都是直面了历史最真实的残酷——这远远比《二十二》这部纪录片能展示给我们的更多，也更刺痛、更沉重。我犹记得读《妈妈，我还是想你》时被这句话击中心灵的痛心却又欣慰的感受，这是一句孩子形容医生的话：

       “她穿着白大褂，就像天使……”

       苏联卫国战争中死去了那么多无辜的孩子，而活着的孩子依旧相信神灵、相信天使。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作家的关怀与担当，和人类历史上无数次战争鲜血洗礼后家园的重建、生活的重新开始，是恒久的人性之光。

       究其根本，我们永远不能辜负的就是人性，历史黑暗残酷，而人性中毕竟有那些光明的部分，恒常照人，恒常温暖。这就是为什么前些日子我们面对“情感教主”Ayawawa对于慰安妇的不当言论（“贞操与生命哪个更重要？”）如此愤怒谴责。不论是沉溺于过往苦难而不能自拔的悲怨情绪，还是对其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开脱美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心态，都难免陷入失去理智的泥淖。面对苦难历史最好的方式，是不断地反思，再进行反思的反思，如此持续，而未敢消歇。

       这些艺术创作的最大意义正在于此。道出历史的黑暗与残酷，更加珍视人性中光明部分的温暖与可贵，以尊重而理性的角度去给出后人对于历史的反馈，唤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思考。

       从犯罪链条的完整性来说，加害者一方的心理也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实际上接触这个问题时我的内心是很沉重的，我非常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侵略者的角度去审视，仿佛自己正在造成二次伤害，或是站在某种高地上去俯视受害者，

       可是就像《菊与刀》中说的那样——战争中的日本人秉承着强烈的唯心主义，将精神的力量看得很重，故而对军队内部极度宣扬斗志上的胜利就是最终战争的胜利。那首如今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军歌（“越过高山，尸横遍野；越过大海，尸浮海面”），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这都是军国主义与极端唯心主义在日军侵华战争中相互结合、相互催生的可怕产物。对于敌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思想上的奴役成为了日军侵略者除武力侵略之外的另一种攻击途径，实际上屠城以及筑京观自古以来便是侵略者摧毁被侵略者心理防线的一种手段。我想慰安妇群体的产生也不仅仅是日军对性/nu/隶的需要，也是处于侵略者身份的每个日军普通士兵寻求战胜欲、优越感，以及在侵略战争这一特定状态下人性中本恶的贪婪、残杀成分的彻底激发，和在整个精神狂热氛围下的无尽沉沦。我绝不相信当时参与侵华战争的所有日本士兵都是天生恶魔，后来前往中国忏悔的日本老兵也不在少数。可毕竟，这整场侵略战争的极端攻击性与毁灭性，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屈辱，是一场本来应是最具有灵性与智慧的人类肆意残害同类的惨剧，是人性堕落向深渊、地狱真实地再现于人间的荒唐却真实的事实。

       如今无论我们叹惋愤怒或是多少反复假想，都已经改变不了惨剧真实发生过的后果，可所谓以史为鉴——虽说黑格尔曾言“人类从历史中获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能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应是深入发掘出当所有侵略战争历史连成一个整体时，究竟是人性本恶部分中哪一个更本质的部分，作用于这些惨绝人寰的历史事实。人性历经千年之久而顽劣不改，人类所能做的也只有去思考、去预见、去及时地敲响警钟，避免人间惨剧滑落入地狱的无尽深渊。

       当今日本政府在面对南京大屠杀还是在中国与韩朝的慰安妇问题时的消极回避甚至矢口否认的态度无疑令人心寒。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出实际的改变，可我们可以选择共同负重前行，我们依然能够相信历史的黑暗之后是人性的温度，死者长已矣，而生者犹在行。